讲稿|王奇生、唐小兵:学院与江湖间的民国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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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龚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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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2017年5月20日下午举行的··|--。嘉宾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唐小兵副教授··|--。




“险学”与“显学”


王奇生:近七八年来··|,民国成为了一个非常受关注的热点··|--。回顾我们对民国的研究··|,大概从1978年起··|,国家开始允许研究民国史··|,但那时候根据规定··|,民国史只能研究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历史··|,也就是北洋政府或者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在当时的认知里··|,这些统治阶级都是反动的阶级··|,所以研究者都非常的小心谨慎··|,生怕说的不好··|,就会被认为是在为反动阶级说好话··|,是很有风险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私下里都爱说民国史是一门“险学”··|--。慢慢的到了90年代··|,整个学术风气和政治环境都在变化··|,民国史的研究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在1912-1949这个时间段内··|,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研究··|,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革命阶级还是反动阶级、政治史还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伴随着这样的一个变化··|,民国史也从“险学”变成了真正的“显学”··|--。


但是在近七八年来··|,民国史这个显学可能更加受关注··|--。不仅仅是一批历史学者在研究民国、关注民国··|,还有一大批非历史学者··|,如研究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的人也参与其中··|--。总的来说··|,文学的学者对民国的想象非常的美好··|,历史学的学者则不然;左派和右派也有不同的看法··|,右派可能认为我们今天的中国有种种问题··|,比如自由度不高··|,认为民国会不会是一个更好、更自由的社会··|,左派的学者则更重视我们今天在平等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右派学者可能更多的去怀念蒋时代、左派的学者更多的是怀念毛时代··|--。唐小兵老师的《与民国相遇》一书··|,在我看来总体上是一个史学家笔下的民国··|,而非文学家笔下的··|--。文学家笔下的民国都比较浪漫和富有诗意··|,他们写的书非常有激情和可读性··|,但说实话这个在我看来不大靠谱··|--。史学家笔下的民国则非常的严谨··|--。接下来请唐小兵来谈谈他书中的这个民国··|--。



启蒙与历史写作的平衡


唐小兵:民国范儿、民国热是什么时候兴起的··|,我想可能从1990年代··|,从《陈寅恪的最后20年》··|,到后来关于胡适热的一些书··|,逐渐形成了对民国知识分子进行写作的热潮··|--。


关于民国政治史··|,有三个最基本的主题··|,一是派系的政治··|,二是革命的文化··|,三是国共的党争··|--。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世纪··|,而民国更是一个充满战争的时代··|,当然这个战争的前半段和后半段有点不一样··|--。北洋时期的战争带有很强的象征性色彩··|,其实际的战争程度并不是特别残酷··|--。后来的抗战和内战则是比较惨烈的··|--。近些年来的公共写作领域里有很多关于民国的书··|,很多都是文学家写的一些作品··|,他们对民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浪漫主义想象··|,民国成了一种典范··|,民国的人物、历史被想象成了一个非常花好月圆的图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我的困惑··|--。


唐小兵


作为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研究者··|,我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民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可以说我的基本底色是偏自由主义多一点··|--。后来研究又涉及到左翼··|,并从前年开始做了一个关于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研究··|--。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在整个上海是一所非常活跃的学校··|,比较人文主义··|--。这所大学里··|,如我们历史系的杨奎松、沈志华、韩刚、茅海建教授等可能底色比较偏自由主义一些··|,而中文系和传播学院的一些教授则是偏左翼的··|,哲学系还有一些新儒家的重要参与者··|--。这所大学里有这三种当代主要思潮力量的涌动··|,他们之间的对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前我在研究民国时··|,会有人说你们这些人又不了解左翼··|,谈什么关于民国、关于革命的东西|-··?所以我现在也开始做关于左翼的研究··|,想了解在民国时期··|,这样一个左翼的文化是怎样传播和兴盛的|-··?中国的革命是如何在城市里对中小知识青年进行革命动员的|-··?我试图更多的进入左翼的历史文化脉络来理解它··|--。我在书里还研究了一些比较旧派的人物··|,如吴宓、杜亚泉等等··|,试图对这些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人格做一些了解··|,这就是本书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之前有一个朋友曾含蓄的批判我··|,说我现在的立场越来越暧昧了··|,看我的书本来想找到一个明确的自由主义者的身份认同··|,但书中似乎对三种主要的知识分子群体——自由派、左翼和守旧派都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既然这样你自己的立场和认同又在哪里|-··?


这就引出了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对于民国史或是关于历史的公共写作··|,我希望在启蒙和历史的写作之间能够保持一个必要反思的平衡··|--。过去20年来民国之所以这么热··|,可能就是因为很多体制外的尤其是文学的写作者对民国进行了一种美化或浪漫化··|,这可能契合了很多读者的现实体验··|--。就好像很多对今天的时代持批评态度的人也可能会把毛泽东时代浪漫化一样··|--。有些写作者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启蒙的立场··|,认为今天的中国仍然处于一个启蒙尚未完成的状态··|,我们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依然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认可接纳··|,也没有一个制度化的奠基··|,这样一个时代依然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长线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许多人坚持一个启蒙的历史写作立场··|,对于许多历史人物··|,比如陈独秀、宋教仁、袁世凯等等··|,只要有利于让我们认识到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潮流或普世的价值观念··|,那么即使在这些人身上看到污点··|,也可能有意的选择视而不见··|,对于那些与自己的历史立场和价值观念不一致的史料··|,可能会保持一个有意的遮蔽或者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对这样一种在启蒙观念下所做的写作会有一个反思··|,启蒙如果不能够在一个尊重基本的历史真实和真相的前提下进行的话··|,是没办法奠定在坚实的基础上的··|,最后可能会自我消空··|--。今天的所谓民国热、民国范··|,其实也代表了一种历史记忆的建构··|,我们所有对于历史的认知和选择其实都可能暗含了我们当下的某种价值需求和渴望··|,或者某种匮乏感和饥饿感··|--。


其实民国的历史是非常苍茫含混的··|,是各种力量混杂在一起的一个巨大的人类经验混合体··|--。我觉得历史学家和一些不太注重历史的维度的那些学者作家的一个区别在于··|,我们可能会更多的顾及历史本身的那种复杂性··|,并试图把复杂性呈现出来··|--。正如我在书的后记中所说··|,对于复杂性的理解认同和接纳··|,是一个民族走向心智成熟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回过头来看今天的中国公共领域··|,你会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充满了符号暴力和贴标签的非左即右的这样的思维··|--。这样一种心理怪习、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说明我们更多的是被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的立场所左右··|,这个立场其实和整个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化有关··|--。对于我来说··|,历史写作其实是在不断清理和反思自己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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